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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张爱玲:洋人看戏及其他

发布时间:2019-07-08 浏览次数:

  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天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

  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独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

  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祟拜着神圣的祖国。

  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我单拣了京戏来说,就为了这适当的态度。

  登台票过戏的内行仕女们,听见说你喜欢京戏,总是微微一笑道:“京戏这东西,复杂得很呀。就连几件行头,那些个讲究,就够你研究一辈子。”

  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赏那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五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于,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

  还有那惨烈紧张的一长串的拍板声——用以代表更深夜静,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没有比这更好的音响效果了。

  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要不然,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名人的时候总拣些不相干的题目来讨论呢?

  譬如说,见了谋杀案的主角,问她对于世界大局是否乐观;见了拳击冠军,问他是否赞成莎士比亚的脚本改编时装剧。

  当然是为了噱头,读者们哈哈笑了,想着:“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来也有不如人的地方!”一半却也是因为门外汉的议论比较新鲜憨拙,不无可取之点。

  可是第一出深人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为什么京戏在中国是这样地很深蒂固与普及,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毫无问题的?

  《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辟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地使用着。

  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

  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

  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

  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人手一篇“俗谚集”,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

  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禅,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口头禅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

  《得意缘》《龙风呈样》《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证实了“女生外向”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

  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他不为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妻的手里讨生活!

  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

  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现代的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外。

  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女。”

  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分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

  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一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姐儿爱俏”每每过于“爱钞”,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里饱尝了单恋的痛苦。

  剧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勾画了宋江——盖世英雄,但是一样地被女人鄙夷着,纯粹因为他爱她而她不爱他。

  逸出平剧范围之外的有近于杂耍性质的《纺棉花》,流行的《新纺棉花》只是全剧中抽出的一幕。

  原来的故事叙的是因奸致杀的罪案,从这阴森的题材里,抽出来这轰动一时的喜剧。

  《新纺棉花》之叫座固然是为了时装登台,同时也因为主角任意唱两支南腔北调的时候,观众偶然也可以插嘴进来点戏。

  京戏的规矩繁重,难得这么放纵一下,便招得举国若狂。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

  所谓犯法,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妙在无目的。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边去。

  只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挞地轻轻推揉一下——这一类的反对其实即是承认。

  路上的行人追赶电车,车上很拥挤,他看情形它是不肯停了,便恶狠狠地叫道:“不准停!叫你别停,你敢停么?”

  英国人不信地狱之存在也不咒人“下地狱”,又如他们最毒的一个字是“血琳琳的”,骂人“血淋琳的驴子”,除了说人傻,也没有多大意义。

  中国人却说:“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他与对方的母亲有过交情,这便给予他精神上的满足。

  她向观众指了一指,他便向台下作揖谢道:“我出门的时候,内人多蒙照顾。”于是观众深深感动了。

  我们分析平剧的内容,也许会诧异,中国并不是尚武的国家,何以武戏占绝对多数?单只根据《三国志演义》的那一串,为数就可观了。

  最迅疾的变化是在战场上,因此在战争中我们最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

  楚霸王与马谡的失败都是浅显的教训,台下的看客,不拘是做官,做生意,做媳妇,都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计》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泪。被老戏迷美们绝对信仰着的诸葛亮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在这里,他已经将胡子忙白了。

  抛下卧龙冈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己之思的回忆,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么?

  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人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个人与环境感到和谐,是最愉快的一件事,而所谓环境,一大部分倒是群众的习惯。

  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决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从菜一观点引渡到另一观点上,往往被误认为逃避。

  切身的现实,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必得与另一个较明澈的现实联系起来方才看得清楚。

  京戏里的人物,不论有什么心事,总是痛痛快快说出来,身边没有心腹,便说给观众听,语言是不够的,于是再加上动作,服装,脸谱的色彩与图案。

  中国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间呱呱堕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间死去——有如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君王。

  (《绝代艳后》玛丽安东尼便在一间广厅中生孩子,床旁只围着一架屏风,屏风外挤满了等候好消息的大臣与贵族。)中国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观者。

  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

  青天白日关着门,那是非常不名誉的事。即使在夜晚,门闭上了,只消将窗纸一舐,屋里的情形也就一目了然。

  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自有它的理由;京戏里的哀愁有着明朗,火炽的色彩。

  “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

  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

  群居生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之间很少有真正怪癖的。脱俗的高人嗜竹嗜酒,爱发酒疯,或是有洁癣,或是不洗澡,讲究们虱而谈。

  然而这都是循规蹈矩的怪癖,不乏前例的。他们从人堆里跳出来,又加入了另一个人堆。

  我虽不会磕,但逢时遇节很愿意磕两个头。一般的长辈总是嚷着:“鞠躬!鞠躬!”

  只有一次,我到祖姨家去,竟一路顺风地接连磕了几个头,谁也没拦我。晚近像他们这样惯于磕头的人家,业已少见。

  磕头见礼这一类的小小的,不碍事的束缚,大约从前的人并不觉得它的可爱,现在将要失传了,方才觉得可哀。

  顾兰君在《侬本痴情》里和丈夫闹决裂了,要离婚,临行时伸出手来和他握别。他疑心她不贞,理也不理她。她凄然自去。

  西方的握手的习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现,近于下意识作用。

  中国人在应酬场中也学会了握手,但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动了真感情的时候,决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诀的表示。

  在这种情形之下,握手固属不当,也不能拜辞,也不能万福或鞠躬。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

  京戏的象征派表现技术极为彻底,具有初民的风格,奇怪的就是,平戏在中国开始风行的时候,华夏的文明早巳过了它的成熟期。

  文明人听文明的昆曲,恰配身份,然而新兴的京戏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力量,合了我们内在的需要。48开奖结果